引子

法官对于法治社会的实现至关重要，因为他是主持公道的，是中立的，也是主导的。法官如果有偏向，审判的公正性就会打折扣，人心舆论导向就会起波澜。请看下面笔者亲历的案例，法官明显偏向被告，尽管案情简单，原告权利的实现还是非常困难的，甚至不能圆满。

欠钱的是“大爷”

俗话说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然而总有些人欠了别人的钱，置之不理，更有甚者纠集同伙、歪曲事实以逃避责任。笔者经历的这场催债奇遇，可谓遇上了难缠债客和奇葩法官。

话说笔者有位朋友孙先生，是做机械配件生意的，业务搞得不错，国内国际都有些声望。他的公司和某某国际工程公司（下面简称为“某某国际”）有很多关于机械配件的供货合作，但是由于某某国际不具有出口退税资质，因而合同是通过A公司签订的。也就是说，某某国际将钱汇入A公司账户，由A公司付款给孙先生的公司，孙先生将货物交付某某国际，同时向A公司开具可以出口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本来是个简单的事情，却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形式完成的，外人很难看明白其间的门道。

本来是某某国际使用配件并且付款，但是形式上却是A公司和孙先生的公司签订购销合同。某某国际的人员洽谈业务，文件上盖的却是A公司的章。至于某某国际和A公司之间签订了什么样的合作协议，我们无从考证，也没必要管他。单说这个某某国际，办理过业务，使用了人家的配件，就应该按照约定支付货款，可是偏不，还一而再再而三的下订单，几年下来，拖欠了50多万元的货款。孙先生本来是和朋友合伙办的私营公司，希望能通过大国企弄点业务挣点钱，可是没想到遇上了个“硬点子”。像他们这种公司，往往资金实力不会太雄厚，主要是通过大量供货和快速的资金周转来赚取利润，一旦长期大额的拖欠资金，利润就拖没了，所以时间一长公司支撑不住了。当时做销售的人员，由于久久要不到货款，业务提成也打了水漂，就辞职了。孙先生找到某某国际的老总张总经理，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此事，张总满口应承说一切都好办。基于原本具有复杂的合同关系，孙先生建议简化程序，由某某国际和孙先生的公司单独签订一个协议，由某某国际直接向孙先生的公司支付所欠的货款50万元。张总经理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双方据此签订了一个还款协议，内容就是基于双方根据那些那些供货合同，孙先生的公司向某某国际交付了50万元的货物，某某国际承诺分别在2013年5月和10月前分两次支付云云，双方盖章签字。双方还特别签订了一条：双方均不得将本协议所涉债权债务转移第三人。

然而，孙先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对方再次失信，眼看着两个还款日期过去，还款协议里面信誓旦旦的承诺得不到实现。到后来，张总的电话都打不通了。孙先生一筹莫展，不得不找果果律师求助。

三步走

我通过调查分析认为，某某国际是老牌子国企某集团下设分公司，资金实力方面不会有太大的状况，只是对方处于市场的优势地位，利用孙先生不敢得罪老客户的心理，一再的刁难拖欠货款。所以我建议孙先生使用法律武器维权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同时为了尽量不至于把事情做绝，我们采取三步走的方法来收款。

第一步，发律师函。要求某某国际于收到本函后3日内将拖欠款项一次性付清。否则，将通过诉讼手段追究违约责任，届时，不但公司的财产及账户将被查封，还将承担诉讼费、保全费、高额利息等相关费用且公司的声誉也将受到严重损害。另外，声明将依法把某某国际的母公司列为共同被告，追究其连带赔偿责任。

一般的公司企业，看到这么一张律师函，往往会因害怕吃官司，乖乖的就把款付了。然而这家某某国际根本不为所动。于是我们采取第二步行动，向法院申请签发支付令。支付令发出之后，法院向我们反馈，对方变更了住址，根本无法送达文件。我一看，有点意思。一般来说，单位变更住址要通知重要的债权人，这家单位明显是在逃避债务。不过这么大一家国企，不会说消失就消失了的，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他们并通知法院去送达支付令。这时候，我认为证据确凿，对方应该没有理由提出书面异议，只要期日一到我们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财产了。然而，奇怪的是对方居然提出了书面异议，称我方没有按照要求提供发票。

嘘——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开发票并不是合同的主要义务，是一种附随义务。这个居然能作为异议的理由？这时我已经隐隐觉得这家公司不简单，法院明显的偏向他。

事情把我们逼到不得不采取第三步的境地了，然而这个法院是绕不开的。我给孙先生说，我们的第三步很有可能败诉，但是败诉不可怕，我们上诉到中院就好了，中院要可信的多。我开玩笑说，最多我们来个第四步。

事已至此，孙先生也只好硬着头皮和对方对簿公堂了。

法庭激战

为了更加宏观的把控这次诉讼，我请我的搭档史律师担任代理人，我以旁听者的身份进入法庭。第一次拿着身份证进入法院，好家伙，那个安检的阵势令人吃惊，远远超过机场的安检程序，甚至要求我把兜里的口香糖拿出来丢了。

在庄严的法庭里面，正面墙上挂着硕大鲜艳的国徽，下面摆着三张桌椅，桌子连成一排，正中间放着一把木棰，椅子很特别，椅背直立而高，不像中式家具的风格，类似欧式风格。这是审判长和审判员坐的位置。前面放着还有一套桌椅，桌子上是电脑屏幕、幻灯机，椅子上坐着一位胖乎乎的女孩，长头发挽在脑后，虽然胖但是模样还周正，一看就是那种养尊处优的北京大小姐，这是书记员。左边和右边分别有一排桌椅，左边那排桌子前面有个贴牌，上面写着“被告”，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，一高一矮，高的那个人戴眼镜，年龄在三十多岁（后来孙先生告诉我，此人就是某某国际的张总），矮的那个年龄应该是二十多岁，是某某国际的法务。右面那排桌子前面写着“原告”，史律师和孙先生已经坐在后面。

“您是？”书记员看着我问。

“我是旁听的。”我答道。

她走过来要走了我的身份证，复印了一份，还给我的时候指着正对着国徽的一排椅子说：“请您坐到那边去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旁听席上，像刑事审判庭上真正的被告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从主席台旁边的一扇门里出来，坐在了主席台中间，小伙子很瘦弱，穿着法官袍，像个唱戏的。我想，这家伙肯定超过23岁了，怎么也得大专毕业吧，要不然怎么会当上法官呢。中国的法治呀。

小伙子法官简单问了问案情，便开始发表演讲，显然不是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：“这种案子，很难认定，判决也是需要时间的。某某国际在我们这里要执行的案子很多，即便你们胜了也要排队，啥时候能给你们呢？”

他向孙先生问道：“你们愿意调解吗？”

孙先生说可以。

我心里想，这家伙什么意思呢？看看他怎么调解再说。

法官问被告：“你们什么意见？”

被告方张总说：“我们三个月后一次性还清。”

“那不行。”史律师和孙先生异口同声的反对道。

史律师陈述说：“你们之前答应过几次，都没有兑现，后来干脆不接电话，甚至换了地址不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相信你们的这次承诺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吧？”法官有些急躁了。他的话语给人的感觉非常明显，好像我们追债是不对的，我立刻给史律师和孙先生打了个停止的手势，表示调解结束，要求法官判决，他们有些迟疑，一起看向了我。

被告的法务说：“不是不还你们，我们的财务确实有些困难。A公司说你们有些发票没给他们。”

法官又说：“你们中间究竟有没有这些业务？原告为什么还有发票没给A公司？”

孙先生回答说：“这些业务是确实的，发票也都开了的，至于细节……”

孙先生和史律师都对业务的细节了解甚少，庭上有些冷场。我不得不说话了，于是举手说：“这个问题我来回答。”

被告们有些吃惊，他们惊讶的看着我。

我继续说：“当时，我们根据贵司的要求向指定的收货人交付了货物，你们根据发货箱单给报关代理公司报了关，然后根据关单要求我们开具增值税发票，你们又凭此发票办理了出口退税手续，怎么能说我们没有开发票呢？我看调解到此结束，请您判吧。”

所有的人都沉默了。

法官变得很激动，他故作镇定地说：“那看来必须的追加第三人了。”

我说道：“追加不追加第三人是被告的事情，与我方无关。”

“法庭追加！”法官气急败坏的说。

被告听到这个，很着急，张总的脸涨得通红，说：“别，别，别，我们不希望把他们卷进来……”

我这时彻底了解了对方的心理，他们和法官之间并没有太多的默契。我们站起来，我边往外走边说：“那就这样吧。”

法官意识到由于自己一时失态，要把事情搞砸。他站了起来，一边脱他的法官袍一边说了一句“要不你们再对对账？”——他想挽回局面。

如果他真的把第三人A公司追加进来，那对我们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既然他愿意适当让步，我方也没必要步步紧逼，毕竟他是法官。于是我说道：“法官的这个建议很好，我们同意。”

法官看了一眼孙先生和史律师，他们说同意。我看到法官脸上的神色轻松多了，他说：“那就这样，我给你们一周时间，双方都去一趟A公司，对清楚了，下周再判也什么都不耽误。”

大家都说行吧。

我们原告方三个人走出了法庭，在外面等待了十多分钟，被告方才出来。双方约好了去A公司的时间，就各走各的路了。

再战

经过上次交锋，大家彻底体会到“官司有理也难打”的道理。案情本来很简单，过程却是如此的艰难，斗智斗勇啊。不过，接下来对账的过程很顺利，加上对于法庭态度的了解，所以对于下次开庭基本上成竹在胸，只要我们坚持住，肯定是大获全胜，不仅能要回欠款，还有6万多元的利息呢。

开庭那天，我们原告方三个人早早就进了法庭，被告方只来了那个法务。书记员在噼里啪啦的埋头打电脑。到点了，从门里鱼贯走进三个人，坐在了主席台，中间还是那个小伙子法官，两边分别坐了一名五六十岁的老太太，她们面带职业性的笑容，一看就是居委会的老大妈。我心想，这是人民陪审员啊，还搞上合议庭了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？

左边的陪审员基本没说话，倒是右边那个拿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有事好好说呗，不就这么点事吗？谁也别不依不饶的。”

果然，这阵势是起了作用的，我明显感觉到孙先生的神色变了，不像上次那样正义凛然的，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挂在脸上了。我心想，要坏事。

法官问：“都弄清楚了吧？被告打算怎么还？”

被告说：“一个月之内肯定还上，诉讼费、支付令费我们都能出，但是利息是真给不了。我打个电话再落实一下。”

电话叽叽咕咕说了半天，之后直摇头——给不了。

法官问原告：“你们呢？什么意见？钱怎么要？要多少？能不能拿出诚意来？你们的利息是怎么算出来的？”

右边那个陪审员帮腔道：“利息还要啥？”

孙先生应声答道：“利息可以不要。”

我嗖地跳起来了，拍了孙先生一下。

“我们商量一下，”我边说便走出门外。

我问孙先生，到手的钱怎么能放弃呢？孙先生说：“算了，本金拿回来就算了，把人家逼得太紧也不好。”

我心说分明是被那老娘们儿给忽悠了，还这么说，唉。

我说：“这样吧，万一一个月我们拿不到钱，这个利息还是要要的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我们返回了法庭。

我们把意思表达给合议庭，法官问被告可以吗，被告迟疑了半天，又打了个电话才说可以。于是法官说那就出个调解协议吧，我说不行，必须要调解书。因为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，而调解协议是没有的。法官表示可以。就这样，案子结了。原告方将6万元的利息换成了约束对方一个月内还款的违约金，否则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反思

后来我通过反思，总结了如下几点律师工作的经验教训：第一，在上法庭之前务必交代好当事人不要轻易表态，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不懂的技巧，看不透事物的发展趋势，往往容易上当，从而作出不利于己方的承诺。第二，对于案件的专业细节务必了解，否则有可能在法庭上被法官问住，继而失去了必胜的气势。第三，及时看清对方和法庭的意图，及早布局，才能把控局势，达到诉讼目的。

同时，也奉劝某些单位和个人，不要为了一己私利拉拢腐蚀法官，让法官丧失掉公正的形象，丧失掉本应具备的权威和气势。搞定法官的行为，不仅仅为个案正义的实现增加障碍，更为法治国家、法治社会的实现增加障碍，具有历史性的罪过。

（案例当中所涉人员除本人外均为化名）

（河北唤民律师事务所 郭向前）